第两百一十四章 自寻死路（第1 / 3页）

“明公，正因为如此，此事才应该慎重，万万不要陷入其中，因为它只会给明公带来噩运，没有任何益处。”

裴弘策摇头，“伽蓝，你也知道，蓟燕大军和东莱水师一旦进入东都战场，局势就会改变，不仅仅对杨玄感及其同党不利，对越王和某等也同样不利，一旦开始清算，主导杀戮的必是裴蕴、卫文升、樊子盖之流，到了那时，局势就会失控，杀戮就会累及无辜。”裴弘策长叹，“汉王之乱，多少无辜之士悲惨而死，你可曾知道？”

裴弘策和韦津、李丹已经达成共识，不惜代价也要保全关陇保守贵族势力，所以，裴弘策没有选择。

博陵崔氏、赵郡李氏、河内司马氏……等等，众多山东世家贵族都是保守势力，这场风暴之后，这些保守势力也会受到打击，尤其崔氏更是首当其冲，跑都跑不掉。正因为关陇保守势力和山东保守势力都是风暴的受害者，所以才有共同的利益诉求，裴弘策、韦津和李丹才有把握胁迫他们签订城下之盟。

伽蓝深感疲倦，不是因为残酷的战斗，而是因为纷繁复杂的利益纠葛，如果不是他的记忆深处隐藏着对历史走向的预知，他早已迷失在各方势力盘根错节的利益争夺中，然而，虽然他因此具备了政治上的某些特有的“天赋”，具备了在历史长河中劈波斩浪的能力，却身陷一个又一个激流漩涡之中，随时都有灭顶之灾。

第两百一十四章自寻死路

崔氏不可能放弃杨侗，即便放弃杨侗，崔氏所中意的对象是秦王杨浩，而不是以关中本土贵族为靠山的代王杨侑。

从皇帝的安排来看，由越王杨侗镇戍东都，不是对越王杨侗的器重，而是对代王杨侑的压制，继而以此为手段，遏制代王背后的关中保守贵族势力。

杨侗目前的处境，就如当年的秦王杨俊，属于纯粹的政治牺牲品。他距离储君的位置实际上遥不可及，功劳越大，死得越快。既然如此，崔氏何必重蹈覆辙，再做无用之功？

从继承顺序来看，齐王杨暕（jian）和他的弟弟赵王杨杲排在前面，两者都合乎继承礼法。燕王杨倓（tan）和代王杨侑排在后面，但代王杨侑合乎继承礼法，而庶出的燕王杨倓之所以有继嗣可能，却是因为得到皇帝的喜爱。也就是说，代王杨侑也是皇统之争的牺牲品，此次皇帝命他留守西京，其中就隐含了“打击”之意。很简单，西京若迟迟不援，责任由杨侑承担；出关支援但打败了，责任还是杨侑的；假如打赢了，建立了功勋，威胁到了其他继嗣者的利益，代王杨侑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。

裴弘策始终代表着关陇贵族集团的保守势力。在东都危难之刻，他迫于形势，不得不与崔氏联手抗衡以樊子盖为首的改革派，继而达到了分裂山东人的目的，并成功帮助以杨恭仁为首的东都保守贵族牢牢掌控了主导权。如今，他再次迫于形势，不得不与韦氏联手，试图以平叛之功来最大程度地保全关陇贵族集团的保守势力，避免关陇人在这场风暴中死伤惨重。

但是，困难就在这里。若想以弱胜强，若想在蓟燕大军和东莱水师赶到东都战场之前击败杨玄感，就必须联手西京大军，必须赢得山东人的帮助，而若想联手西京大军，就必须向关中本土贵族妥协，同理，若想赢得山东人的帮助，就必须向山东贵族妥协。

这是非常矛盾的一件事，杨玄感处理不了，裴弘策同样处理不了。杨玄感的错误选择导致了错误结果，裴弘策的错误选择将会导致何种结果？是否有正确的选择？根本不存在正确的选择，除非关陇人和山东人握手言和，但关陇人和山东人各有自己的利益，怎么可能握手言和？

韦氏不得不全力以赴，不得不与各方势力进行妥协，但韦氏的优势很明显，以韦氏为首的关中本土贵族集团在皇统上有两个选择，一是齐王杨暕，二是代王杨侑，两者都合乎继承礼法，都具备先天优势，更重要的是，关中本土贵族做为关陇贵族集团的中坚力量，其实力非常庞大，与其合作肯定是利大于弊。

从裴弘策的保守的政治立场出发，从其所属的关陇贵族集团的整体利益出发，从代王杨侑和越王杨侗的未来发展前景来推衍，裴弘策当然更倾向于支持代王杨侑，但从裴世矩的所作所为来看，似乎越王杨侗的前景更好，而目前能了解裴世矩真实想法的只有伽蓝，所以裴弘策必须与伽蓝深入讨论一次。

伽蓝顿时心生不祥之感，毫不犹豫地提出警告。

“第一次东征，陛下不过让中枢大臣留守两京，而二次东征却一反常态，不但有中枢大臣留守，还让越王、代王分镇两京，这背后的用意难道不值得思量？”

裴弘策轻轻摇手，不以为然，“不论是越王还是代王，距离储君的位置都很远，毕竟他们是皇孙，而不是皇子。”